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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局之需如何做大自己的局面

孤独尤里  2017-5-18 11:46

自己获利,也要让别人获利

做局的目的是什么呢?一言以蔽之,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利益。所谓“无利不起早”就是这个道理。而做成局之后,所得利益如何对待呢?不少做局者只重视了自己获利,对支持自己帮助自己的若干人等,却不给予好处。这往往造成离心离德,等做下一单时,就没人支持了。

晚清的做局大师曾国藩在这一点上,是很出色的。他利用幕府训练与培养出大批人才,并委以重任,保举高官,以至“荐贤满天下”。这样,保举也就成为了曾国藩吸引人才、鼓舞士气的主要手段。

曾国藩从军之初,对这一点体会并不深刻,“不妄保举,不乱用钱,是以人心不附。”如咸丰四年(1854)曾国藩带兵攻下武汉,“仅保三百人”,受奖人数仅占百分之三。咸丰五六两年保奏三案,合计仅数百人。而胡林翼攻占武汉一次即保奏“三千多人”,受奖人数竟达到百分之二三十。消息传开,不少人认为欲求官职投曾不如投胡,往往曾国藩挽留不住的人才主动投奔胡林翼门下。开始,曾国藩还以为自己德不足以服众,后来渐渐发觉主要是保举太少,使人感到升发无望所致。回顾往事,亦甚感对不住李元度、甘晋等同自己患难与共的僚属,他们长期沉于下位,实与自己保举不力有关。对此,好友刘蓉多次向曾国藩进言,并举楚汉之争为例,曾国藩有所触动。后来,赵烈文又上书恳切进言,曾国藩随即改弦更张。

赵烈文说:

“阁下爱贤好士,天下所共知。远者可无论,仅左右人士屈指可数者,是士负阁下邪?还是阁下以为无益而弃之也?我以为知之不难,而忘之实难。泰山之高以其不弃粪壤,沧海之大,以其不拒浊流。天下分崩,人志日嚣,凡其器能略过俦辈,咸思奋自树立,四顾以求因依,真伪虽不一端,未尝无也。苟非贤杰以天下为己任,流俗之情大抵求利耳。使诚无求,将销声匿迹于南山之南,北山之北,又肯来为吾用邪!是以明君给人之欲,不失其意,责人之力,不求其情,故人人自以为得君,顶踵思效,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,所以能收效也。”

赵烈文的话讲得入情入理,尤其是“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”,令曾国藩为之动容,于是,“揣摩风会,一变前志”,从咸丰十一年(1851)起开始效法胡林翼,大保幕僚,不再拘于旧例。

幕僚追随幕主,出谋划策,出生入死,曾国藩自然酬以实惠,这也是赵烈文所说的“合众人之私成一人之公”的意思。曾国藩奏保幕僚是有条件的,那就是要确实为他干事,不怕艰难,不讲条件,否则,他是不肯保举的。

曾国藩一生荐举人才甚多,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他的幕僚。现已查明的曾国藩幕僚有400余人,其中绝大多数人受过他的保举。可以说,凡为其幕僚者几乎人人都有顶戴,即使不是实缺官员,也有候补、候选、记名之类名堂,无此资格者反倒为数极少,成为凤毛麟角。而获得实任者,更是直接间接地借助于曾国藩的荐举之力,幕僚中26名督抚、堂官,50名三品以上大员,以及难以数计的道、府、州、县官员,多受过曾国藩的保举,有的甚至一保再保,不只一次。他们所以得任最高官职,有的系他人奏保,有的是曾国藩死后循资升迁,有的则完全出自曾国藩的推荐。殆至曾国藩去世时,其幕僚官至三品以上者已达22人,其中总督四人,巡抚七人,至于道府州县则难以统计。

自己获利,也要让别人获利——这应该成为做局者时刻牢记的规则。否则,你只能成就一时,从长久来看,是要失败的。因为,第一局做成后,大家都在盯着所得的利益,此时,你是如何做的,大家是非常关注的。

气度决定格局

有句话是这样说的:看得远,才能干得大。的确,对于要成就一番大事的人来说,富有远见卓识是非常关键的素质。晚清大商人李宏龄因经营票号而卓立于当时商界,创造了不少商界奇迹。他绝不仅仅是个普通的商人,而是一位具有政治远见,观察事物敏锐,对时事有一定了解,是具有开拓进取精神的商人。

有策蹇觅食之董小乙,一日,送客归途遇一妇,两情相洽,偕归家同宿,拟结秦晋之好。妇人曰:“我有银三两,明日买绸为汝制衣。”次日晚,小乙买绸归。越日,取绸视之,有小蛀孔数处。妇人恼甚,曰:“如此不经心,何能成家立业!”即入厨作炊。食毕,命小乙去换。小乙至绸缎铺,彼此争执不能决。妇忽至,落落数语,而铺主奉茶婉谢。小乙见茶即饮,饮毕掷杯倒地,七孔流血而亡。妇抱尸痛哭,谓铺主以茶毒死其夫。铺主烦邻右以五百金寝其事,妇遂策蹇而去。

李宏龄所在的平遥县是山西票号三大帮之一的根据地。其先世也曾经商致富,后遭战乱中落。1868年,李宏龄经同乡曹惠林推荐,入蔚丰厚票号。他担任蔚丰厚票号分庄经理期间,值时局激烈动荡,先后发生了甲午之战、庚子事变、两宫去世等事件。时局动荡之时,许多商人纷纷破产,而李宏龄不仅没有衰落,反而愈做愈强,这与他独具远见,目光敏锐且管理有方是分不开的。商场如战场,一招不慎,便有可能一蹶不振,血本无归。而李宏龄在商战中,屡战屡胜,靠的就是他决战商场的灵活机动、义利双行的经商思想。

首先李宏龄总是在把握大局的前提下,灵活行事。李宏龄有着大商人的气度,在面对纷乱的时局变故中,他不采取一般商人落井下石、趁人之危加以吞并的办法,而是以长远的眼光坚持帮助与本票号有业务往来的商人渡过难关,先后以巨资接济,避免了连锁反应带来的“一损全损”的局面,进而巩固了在同行业中的地位,扩大了业务关系。而且他不像传统商人,一旦盈利,即将大量银钱或窖藏或挥霍,而是将获利的资本拿出来继续投资、扩展业务,进而达到资产升值。李宏龄在主持票号时,坚持顾主利益至上,对顾主讲信义,因而获得顾主们的普遍信任,由是蔚丰厚票号名声益显,生意愈盛。

李宏龄最受瞩目的不仅于此,更重要的是他票号改革的远见。在票号业务繁盛之际,国内、国外的银行成为票号极有威胁的竞争对手,而这种对手在成立之初就因为身份的特殊,使得票号无法与之力争。从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之后,到1911年,国内一共设立了官办和商办银行17家。他们都以开展汇兑为主要业务之一,这使一向以汇兑业务为主的票号受到影响。掌握中国通商银行全权的盛宣怀多方拉拢,使得通商银行在官款的收存和汇解上获得了一定的数额。之后,户部银行和交通银行分别在1905年和1907年成立。他们利用清政府的特权,在汇兑业务上因利乘便,有力地削弱了票号一向具有的优越地位,使得票号的生意减少了四分之三以上。而20世纪初,外国银行在华势力日益扩张,他们凭藉外力对票号的生存造成了更大的威胁。

李宏龄在《山西票商成败记》中说“遇倒账,外洋银行则凭借外力,大清银行则依仗官权,同属财产关系,而彼各挟势力以凭陵……尚何公理之可言哉?”他早已看到了民族商业的求生之难,因而在1908年(光绪三十四年)李宏龄鉴于票号大势已去,认定只有改组为银行才有出路,于是与游历日本的祁县票商渠楚南一起联合京都祁、台、平三帮票庄,致函山西总号,要求改组为银行。而且他还致函各地票庄,征求意见,得到各地票庄的普遍支持,在李宏龄的带头下,各庄纷纷要求改组票号。与此同时,李宏龄还与同仁制定了票号改组为银行的具体计划。但是,李宏龄发动的这一票号改革计划,遭到了总号守旧者的极力反对,致使这唯一改变票号出路的办法束之高阁。山西票商由此在夹缝中艰难生存数年之后,悄然无息。

山西商人在明清称雄商界五百年,而以清代山西票商为最,曾一度执金融界之牛耳。在局势纷纭中,山西票商一再错失良机,终以葬送自己为结果。而李宏龄发动票号改革的远见之举如能实行,则山西商人的辉煌或可继续。由此,李宏龄作为一个商人,他的远见卓识确属不易。

气度是一种眼界,要求做局者能看得长远,看得透彻,只有眼界上去了,决策能力和行为能力才能提高到超过平常人。

气度是度量,要求做局者能忍常人之不能忍,能始终从做局的实际需要出发,而不能带有个人的主观色彩,做的每一件事都要理智。

气度是勇气,在关键时刻要有战士姿态,有决战的气魄。这一点对于做局者是非常重要的。很多做局者成功就成在关键时刻敢于拼一把,而失败的做局者何尝又不是因为怯懦和犹豫。

所以,我们非常强调做局者要有气度,因为无数的案例都证明了气度决定格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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